在这些成功的背后，有这样一群隐姓埋名、默默无闻数十年的科学家。
以身 • 许国
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震惊世界。2年零8个月后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不到3年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。这是中国人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“两弹一星”奇迹。背后，是23位大国元勋与无数无名前辈的付出……
1999年9月18日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决定，对当年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，授予于敏、王大珩（héng）、王希季、朱光亚、孙家栋、任新民、吴自良、陈芳允、陈能宽、杨嘉墀（chí）、周光召、钱学森、屠守锷、黄纬禄、程开甲、彭桓武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，追授王淦（gàn）昌、邓稼先、赵九章、姚桐斌、钱骥、钱三强、郭永怀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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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姓埋名近30名，
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，
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，
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。
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，
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。
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。
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，
便足以自我安慰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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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的王大珩曾委托秘书
传达过一份特别的嘱托，
“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
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，
我都可以接受，
但如果说我是‘中国光学之父’，
那我的老师严济慈、叶企荪，
怎么称呼他们？
所以请不要再叫我‘中国光学之父’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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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只有37岁的王希季，
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、
根本没见过火箭的年轻技术队伍，
充当起中国航天第一代“创客”。
没电脑，就用一屋子的手摇计算器代替，
稿纸堆得比桌子高。
24小时“三班倒”，一个月，
终于算出了一条弹道来!
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何起步的？
如此可窥见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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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，
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
被人侮辱的民族了！
我们已经站起来了！
回去吧，赶快回去吧！
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！”
读来至今令人热血沸腾的“归去来辞”，
就出自朱光亚手笔。
1950年2月，他在回国途中
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
《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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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个世纪的航天路，有起也有伏，
每一次都如履薄冰。孙家栋回忆，
第一次，我们改进人家的导弹，
上去21秒钟，就掉下来了。
冰天雪地，
几百人在沙漠一寸寸寻找碎片，
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。
连着几天，几乎把那片沙子扒了一层，
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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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新民被尊称为中国航天“总总师”，
领衔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工程，
他说，“光环是属于大家的，
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
‘总总师’没有做好工作。”
对于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，
他看得很淡，
说自己“一辈子就干一件事，
研制了几枚火箭，放了几颗卫星而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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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，
在他的领导下，
经过艰苦探索反复试验，
于1964年试制成功“甲种分离膜”
投入使用，
为我国的原子弹爆炸做出贡献。
“天助自助者”，
他坚守且践行了一生的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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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，要记住陈芳允，
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：
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，
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。
生活至简，祖国至上，
他以诗言志：
“人生路必曲，仍需立我志，
竭诚为国兴，努力不为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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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，时年37岁的他
奉调参加原子弹、氢弹研制，
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之一，
主持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。
晚年长期卧病在床的陈能宽
每当听到喜爱的诗词
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，
依旧还会握紧右拳
锤击自己的胸口，
轻声地说：“我们，我们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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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给我印象最深的，
他出了名的好说话，
接任务从不推三阻四，也不说‘不’。”
与杨嘉墀相交50年的屠善澄院士说，
为了国家需要，
他几次改行，钻研了多个专业。
不论哪个领域，
只要他从事过研究，
就都作出了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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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
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。
有的弄虚作假，
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不管质量、效果，
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。”
周光召不止一次地表达这样的忧虑。
“尽管现在的诱惑很大，
但做科研不要有压力，
要扎扎实实把事情做好。”
他告诫青年科学家，
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、对待自己，
保持科学的精神，理智冷静地面对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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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人说他抵得上5个师，
宁可枪毙也不让回国。
软禁5年，他用香烟纸发出求助信，
直到周恩来总理过问才得以脱身。
五年归国路，十年两弹成。
开创祖国航天，他是先行人。
他说，
“我的事业在中国，
我的归宿在中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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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屠守锷曾在上海亲眼目睹
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肆虐，
大上海血肉横飞、满目疮痍。
他立下志愿：
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，
赶走侵略者，为死难的同胞报仇。
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准确命中
万里之外目标之后，
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
双手捂着眼睛哭了，
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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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他与同事向世人证明，
中国人靠自己也能造出导弹时，
已落得一身的病……
66岁那一年，由于过度操劳，
体重减了11公斤。
人们说，黄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，
补在导弹上了！
而他自己说：
“11公斤相对于动辄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
算不了什么，
但是将这血肉‘补’在导弹上，
成就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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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国核试验，
是有名的、无名的英雄们，
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
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”，
程开甲说，
“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，
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，
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。
正因为这样的信念，
我才能将精力全部用于
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和事业上。”
他说，“我还要努力不懈，不老常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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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以后，
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：
“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
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，
为何还要选择回国？”
彭桓武回答：“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！
回国不需要理由，不回国才需要理由！
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，
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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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，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
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，
一时轰动世界。
当时王淦昌获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了，
可他却突然销声匿迹。
原来，当年前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，
受国家之托，王淦昌改名“王京”，
数十年如一日，
投入到了核武器研制工作当中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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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种爱情叫“国家机密”。
邓稼先要去搞原子弹的当晚辗转反侧，
夫人许鹿希问怎么了，
“我要调动工作。”
“调哪？”“不能说。”
“干啥？”“也不能说。”
“我跟你通信？”“不行。”
整整28年邓稼先不知去向，
许鹿希信守诺言，痴情等待。
在一次航弹试验时，
他受致命核辐射伤害,
尽管如此仍然带病工作。
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……”
他临终前，还念念不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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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个世纪后，
我国空间科技已突飞猛进。
再来回顾赵九章当年的规划设想，
相当具有的预见性：
①以科学试验卫星作为开始和基础；
②全面发展应用卫星；
③对地观测卫星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；
④必须使卫星拥有反干扰、反破坏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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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桐斌主张有计划地
安排当前研究和预先研究。
他认为材料研究应先于火箭设计试制，
不仅应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，
同时应开始为新型号火箭材料作准备。
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个统计，
当年姚桐斌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，
约80%已用在火箭型号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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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提出
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》，
组织编写
《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》，
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技术基础。
他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
总体负责人，
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
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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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是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，
他与妻子何泽慧一同
被西方称为“中国的居里夫妇”，
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总设计师，
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“满门忠烈”。
“科学没有国界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。”
就是出自他之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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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的烈士，
坠机时以血肉之躯保重要科研资料完好。
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说，
在飞机剧烈晃动时，
他听到一个人大喊：“我的公文包！”
当救援者尝试把两具烧焦的尸体分开时，
才发现血肉之躯护着一个皮质公文包，
里面装有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，
关乎国家利剑的锻造。
周恩来总理和钱学森闻之泣涕。
不负 • 重托
离去的，
不是陨落，
而是升起，
化作我们头顶一颗颗明亮的启明星，
那熠熠生辉的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。
今日中国，是否如您所愿？
留下的，
耄耋老矣，
却不曾停歇，
依旧把热情安放在未开垦的秘境，
那执着足以打动今日挥斥方遒的青年。
如您所盼，我辈奋起！
祖国，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。
祖国，永远铭记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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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团有话说 第94期